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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是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国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鲍曼出版了一系列探讨现代性、科层制、理性以及社会排斥的书籍。他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把欧洲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权衡，认为欧洲社会为了享受不断增长着的个人安全感而同意放弃某种程度的自由。并且，鲍曼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了对天性的掌控、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各种规章制度、控制与，所有这些要素都尝试着逐渐消除个人的无安全感，使人类生活混乱的一面看起来富有秩序与亲切感。然而，在这些书中，鲍曼又开始逐渐形成新的立场，认为这种创制秩序的努力从来不曾获得它预期的成功。当生活被整合进熟悉而可控的范围内后，仍然永远存在着既不能被管理、不能被分离出来、也不能被控制的社会群体。在《现代性与社会环境》这本书中，鲍曼通过引入“局外人”这样的敏感的人物形象来尝试对这种无法预料的人们进行理论抽象。通过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与德里达的哲学理论，鲍曼将局外人描绘成陌生的当局者，社会的游离人。在这本书中，鲍曼尝试对现代社会用以接近个人的不同途径做出描述。他认为一方面消费导向的经济中，陌生的局外人永远处在被诱惑的状态的中；不同的食物、时尚和旅游都有可能使人感受到那些他不熟悉的东西的吸引里。然而这种疏离感同样也有负面效果。因为局外人本身无法被掌控和安排，因此他永远处在担惊受怕之中。鲍曼最出名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尝试对所有的恐惧感进行全盘的描绘。根据阿伦特与阿多诺对极权主义以及启蒙运动的描述，鲍曼认为大屠杀既不应该被简单的看作仅仅是犹太历史上的事件，也不应当是向前现代的野蛮文明的倒退，而是应当作为与现代性以及理性化努力深刻相联的事件。过程理性，劳动力不断细化的分工，对不同物种的无益的分类以及将理性掌控赋予道德优越感的趋势都使得大屠杀发生。正是基于这一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还没有完全汲取大屠杀的教训；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