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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是阎明写的《中国社会学史》，副标题是“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本书介绍了社会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产生，一路波折到1979年的历史。有历史、有学人、有学说、有观念与思想、有时代。中国社会学在这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经历了传入、兴起、成长、建设、受挫、被取消、再恢复的曲折历程，从79年在共和国恢复这门学科至今几十年，社会学稳步发展中，然而再不复当年和欧洲、美国三足鼎立，甚至在社会调研领域超越欧洲的状态了，就这一门学科来说，是一个悲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化扩张下被动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逐渐接受、吸收西方传来的学科体系与思想知识，其中就包括彼时才刚刚诞生不久的“社会学”。从严复介译西方社会学说，并提出“群学”这一概念开始，社会学就算在中国知识语境中，有了一席之地。而社会学的成长与建设，是和基督教以及“西方”的援助分不开的。基督教在中国办大学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开设社会学教育，展开社会救助，建立福利组织，协助协会调研，无论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还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都功不可没。而略带殖民色彩的庚子赔款和美国公益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一部分被用于建设大学（清华大学），资助留学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人才。这些人的名字，不应被我们忘记：朱友渔、陶梦和、孙本文、李景汉、陈达、吴泽林、言心哲、杨开道、潘光旦、吴文藻、吴景超。后来，这一辈学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之下在中国进行社会学研究，推动学科建设，思考中国社会学未来，哪怕在日军侵略时期的西南联大的艰苦条件中，学人这一努力也未曾终止。他们虽然接受西式教育，但是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建国初期，绝大多数社会学学人选择信任新政权，留在新中国，建设祖国新社会。革命的高效率没有让他们失望，新社会昂扬的斗志更是让他们兴奋。拔地而起的工厂、干净的街道、社会阴暗面的革新、良好的政治风气，无一不使他们感到打造新社会的无限可能。然而，革命的后遗症迅速凸显，首先就是意识形态的无限扩张，一味”阶级斗争“的政治运作模式，和学者们各异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而当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结合，学者最珍视的所谓”自由“被无限吞噬，这是知识分子万难接受的。而有着”西方背景“与”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学，更是成为重点打击对象。随后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洗澡“，这一运动在杨绛先生的《洗澡》和《洗澡之后》有详细描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